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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选择拯救流浪猫还是鲸鱼?这问题其实可搭配「电车问题」来思考

名作家朱天文与朱天心为大家素所熟知的动保积极人士,多年来她们姊妹天天在辛亥捷运站住家附近巷弄餵食流浪猫,除了社区居民不谅解之外,好朋友们也经常规劝她们要把时间用于更重要的事──譬如写作。

其实何止别人不易了解她们的餵食行为,连她们自己都不见得能够明了自己行为的原则。朱天心在《三十三年梦》中说:「我和天文都不解为何在左望望,右看看,作家们都优雅悠闲度日的这中年,我们会天天救火似的跑散人形?」

作为朱家姊妹文学作品的批评者兼朋友,黄锦树的劝言应该是最诚挚的。他在评论《三十三年梦》的文章中写道:

其实,这样的劝言,不论出于批评者或朋友的身分,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功利主义,而朱家姊妹餵食流浪猫的哲学基础,是反功利主义的;它更近于康德的道德哲学。

流浪猫和鲸鱼之间选择,乃至于流浪猫和写作之间选择,都是类似于所谓「电车问题」(trolley problem)的两难困境。这个两难,因为哈佛大学教授迈可.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关于「正义」的讲座及其《正义》一书的流传,近年来已广为人知。

「电车问题」

所谓「电车问题」是一个思想实验,它利用假设的情境来凸显人们面临某种选择时可能遇到的道德两难。

「电车问题」最早由菲利帕.福特(Phillipa Foot)在一篇讨论「双重效果理论」(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如何用于堕胎问题的学术论文中提出。福特的「电车问题」是这样的:

这里的道德问题是:电车不转弯,会死5个人。电车转弯,可以有活五个人的正面效果,同时也可以预见会有死一个人的负面效果。但如果死一个人可以救活五个人,那幺电车驾驶员选择转换轨道的行动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

「电车问题」虽然只是个思想实验,类似的问题在现实世界里并不罕见,例如飞机失控时,如果正常航向前方是人口稠密的都会区,驾驶员是否应该转向让飞机撞毁在人口较少的区域?一般人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大都会给予肯定的答案。

「双重效果」理论正是说只要行动者的意图是正面效果而不是负面效果、正面效果充分大于负面效果、而且行动者能够用心减少负面效果的危害,则在道德上,选择这样的行动是可以被容许的。

相关评论:一列电车正朝五名轨道工人行驶,有权抉择的你,会让电车切换到只有一名工人的支线吗?

问题是:正面效果与负面效果孰大孰小并不是那幺容易判定,它通常会牵涉到功利的计算,而功利的计算,又会牵涉到个人的利益和偏好。为什幺5个人的生命,一定比一个人的生命有较大的份量?

如果那5个人年纪都老了,儿女也都成年,而这一个人年纪还轻,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小孩呢?桑德尔在他的书中批判用功利主义「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作为选择行动的标準,但是相较于功利计算的问题,他更着重的是道德原则的问题。

桑德尔《正义》一书中讨论康德的自由主义道德哲学,以及其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批判。康德认为道德律令必须是放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原则,从异质性的利益和偏好推得的原则不能成为道德的基础。道德行动必须是纯粹的义务,如果行动是出于功利计算的动机,便不具道德价值。

如果功利不能是道德的基础,那幺什幺才能是道德的基础呢?康德认为这基础本身必须是目的,不可以是手段,而且只有人才合乎这个条件:只有人,其存在本身才是目的,才具有绝对价值;因此,道德基础必须建立在人的尊严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之上。

桑德尔从「电车问题」起头来介绍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他指出当人们面对类似的道德两难困境时,不同的道德原则会导致不同的选择:在「电车问题」上,功利主义的信徒会选择转换轨道,而康德的信徒会不愿意拿无辜的生命当作工具来达到「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你选择拯救流浪猫还是鲸鱼?这问题其实可搭配「电车问题」来思考

餵食流浪猫的道德困境,可以从黄锦树对朱天心的劝言中很清楚的看出来。「街猫濒危之时,太平洋上小日本正日以继夜的以科学研究的名义补杀鲸鱼」,为什幺选择救流浪猫而不选择救鲸鱼呢?

提到日本人捕杀鲸鱼,相信黄锦树不是故意要刺伤朱天心,但在《三十三年梦》中,朱天心明明提到,2010年母女同看日本人捕杀鲸豚的纪录片《血色海湾》(The Cove)之后,谢海盟因质问她为何还要到日本旅游,与她冷战了三年之久,直到海盟发生车祸后才和她讲话。

黄锦树的劝言明显地係基于功利主义原则:鲸鱼被捕杀的问题,不比流浪猫的问题还严重吗?如果这答案还不够肯定,那幺偏乡吃不饱的孩子的问题,不比流浪猫的问题还严重吗?如果可以对被捕杀的鲸鱼、吃不饱的孩子视而不见,为何不能对流浪猫视而不见,而专心写作,让妳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作出更好、更重要的事呢?

然而,正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有限,要专心写作,便不能每天在兴昌里巷弄餵食流浪猫。选择专心写作也许可以带来符合自己作为一位作家利益的更大的功利,但也可以预见那些流浪猫的命运。

功利的计算,毕竟只能对秉持功利主义道德原则的人有用。对于朋友们好心的劝言,朱天心写道:「令我比较感慨的是,他们都以为这是可以选择的,看到路边一只被车撞成半身不遂爬行的猫如何选择?一窝尚未开眼、母猫去找食物未归或已被车撞死的奶猫,可如何选择?…强烈颱风或寒流来袭的夜晚,那街灯下一个个等待的饥饿剪影这能选择?」对于朱天心,这不是选择的问题,这是没得选择的问题。

朱天文也曾对我说:「我也希望能够眼不见为净。」言下之意:做不到,即使结果是:「十年一觉动保梦,赢得小说荒废名。」。

做不到,是因为把猫的生命当作目的。做得到,就是把猫的生命当作手段,以之追求用自己利益尺度计算出来的更大功利。愿意把康德道德原则施用于猫的人,那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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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犹人也

朱家姊妹的友人们当然会说:康德只说人是终极目的;猫又不是人,为什幺要以猫为终极目的?这种说词,胡兰成早就对少女天心说过。根据朱天文的回忆:

以朱家姊妹年轻时对胡兰成的服膺,他讲得口乾舌燥的这番话都听不进去,更何况其他人?「抗日份子」黄锦树也只好自我安慰说爱猫总比爱「狐」好:

爱猫橘子暗夜被野狗咬死当下,朱天心在「街灯未熄的灰明街头」,从「提款机上窄窄的镜子里」,发现她头髮白了。她抱着橘子尸身回家,用她天天穿的水蓝色睡衣盖着牠,让群猫向牠告别,并动员全家追缉野狗要为牠复雠。

之后一年至《三十三年梦》完稿,夜夜抱着牠的骨灰瓮入眠。这样的感情,比起胡兰成死后年复一年仪式性地游京都,并数次带领父母幼女亲谒胡在福生的墓地,似乎并无不及。也就是说:对朱天心而言,猫之异于人者,几希。

然则我们也就不必为朱家姊妹以康德道德哲学的立场摒弃功利主义、坚持餵食流浪猫的立场而感到诧异了。

后记:漫游者的故事

这篇文章在我部落格刊出后,我在德州大学以前的学生,现任中研院副研究员卢倩仪,以她多年参与动保的经验,在个人脸书上回应了我的文章。除了表示同感外,她还作了一些论述,其中谈到:

桑德尔在《正义》一书中并未完全拥护康德式的自由主义道德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包括当代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主张的「无知之幕后的假想社会契约」(hypothetical social contract under the veil of ignorance)都要求正义思考不但要超越个人的利益与偏好,也要从个人的目的、情感、认同、记忆抽离出来。

1980年代,包括桑德尔的一批自由主义批判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主张道德原则不能独立于型塑人们认同的社群与传统。这种理论,一般称作「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桑德尔的社群主义,也许作为小说家的朱天心会特别感到贴切,因为他採取了苏格兰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追寻美德》(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一书中提出来的「人是讲故事的动物」的立论途径。麦金太尔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追寻的旅途;她既是这段旅途的叙述者,也是故事中的角色。

在人生的旅途中,当我们自问:「我要做什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知道我们究竟是在哪些故事里的角色、和我们的角色有关係的还有哪些人、还有我们所来自的究竟是怎幺样的过去?

对于麦金太尔而言,从目的、情感、认同、记忆抽离出来的个人是无法追寻美德的,因为我们的行动从来就不是自己起头的单独行动,而只是故事发展中既有行动的一部分。我们甚至不是我们人生故事的唯一作者;我们顶多是共同作者罢了。要追寻美德,我们必须与我们所归属的故事达成和解,这包括纷杂的社群和分歧的记忆。

在流浪猫的议题上,和解是必要的,因为行动的外溢性(externality),不论餵食或捕杀都会影响到社区的共同生活。社区中的人们有各自的故事和角色,而这些故事和角色又相互穿插为文;餵食流浪猫的行动不可能孤立在别人的故事之外而在自己的故事之中称为美德。

朱天心在《三十三年梦》中叙述了她自己人生这一段过程中漫游的故事,包括她与她的同工们在兴昌里、在台北市锲而不捨地「透过说理、论述、沟通」与社区达成和解,共同推行「街猫TNR」计画的辛酸,这正是桑德尔社群主义道德哲学的绝佳範例。

参考书目

Foot, Philippa. 1967. 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 Oxford Review 5:5-15. MycIntyre, Alasdair. 1984.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Sandel, Michael J. 2010.Justics: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中译本:《正义:一场思辨之旅》,迈可. 桑德尔着,乐为良译,雅言文化出股份有限公司。) 朱天文,1996,《花忆前身》,麦田出版社。 朱天心,2015,《三十三年梦》,INK印刻出版。 黄锦树,2015,《藤壶与盟誓〔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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